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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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北周武帝率军攻北齐，因病班师。次年十月，复攻北齐，以越王宇文盛、杞公宇文亮、隋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宇文俭、大将军窦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为前军。宇文邕率军至晋州，驻于汾曲，命宇文宪领兵2万守雀鼠谷，宇文纯率步骑兵2万人守千里径，宇文盛率步骑兵1万人守汾水关，达奚震率步骑兵1万人守统军川，以阻遏晋阳的齐军南下；命韩明率步骑兵5000人守齐子岭，尹升率步骑兵5000人前往鼓钟镇，以阻遏河内的齐军北上；另派辛韶率步骑兵5000扼守蒲津关，以保证后方的安全；命宇文招率步骑兵1万自华谷攻打北齐汾水以西诸城，派内史王谊指挥主力进攻平阳城。北齐海昌王尉相贵据城固守。北齐帝高纬率诸军自晋阳向晋州进发。宇文邕从汾曲到晋州城下督战，北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城降周。北齐晋州刺史崔景嵩防守北城，见无后援，请降于北周宇文邕令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应之。王轨遣部将段文振率数十人为先遣，在崔景嵩接应下，首先登城。俘尉相贵及士卒8000人。北齐兵溃散，北周军占领平阳。十一月，齐帝高纬率援军至平阳。宇文邕见齐军兵盛，引军西还以避其锋。北周诸将皆认为不可撤军，宇文邕权衡利弊得失后，将主力撤出晋州，留兵一万，命梁士彦坚守。齐军追击西撤的周军，周军后卫宇文宪、宇文忻等，在阻击中斩齐骁将贺兰豹子等，齐师乃退。宇文邕命宇文宪率军6万屯于涑川，声援平阳，并留诸军于河东，自返长安。周军退走后，齐军包围平阳，昼夜攻之，梁士彦激励将士奋勇抵抗，以一当百，多方固守，击退齐师。宇文邕回长安后，得知北齐军攻平阳甚急，又率军赴救。十二月，宇文邕复至平阳。周军集结约8万人，近城列阵，东西20余里。周军奋力进击，大败北齐援军，斩万余人，齐后主败退晋阳，周军乘胜向晋阳进军。
隆化元年（576年），北齐帝高纬于平阳战败后，退至晋阳。周武帝率军乘胜追击。北齐高阿那肱率军1万镇守高壁。宇文邕率军至高壁，高阿那肱望风而逃。十二月，宇文邕与宇文宪在介休会师。逼降北齐守将韩建业后，向晋阳和北朔州急进。高纬欲奔突厥，随员多散，乃回奔邺城。宇文邕亲率诸军攻破晋阳，疾趋邺城。高纬退至邺城后，禅位于皇太子高恒，恒时年八岁。六年正月，高恒从邺城出逃济州。宇文邕围攻邺城，焚烧西门，齐军战败。高纬率百骑东走。周军攻入邺城，北齐王公以下官员皆降。高恒在济州遣人持玺绂至赢州，禅位于任城王高湝，高纬等再逃青州。宇文邕派尉迟勤追击高纬和高恒至青州，齐将高阿那肱降。高纬、高恒率十余骑仓促南逃，欲奔陈朝，在南邓村被周军俘获。二月，周军攻下信都，俘北齐任成王高湝，广宁王高孝珩等。随后，周武帝遣军平定各地反抗势力。北齐亡。北周统一北方。
疆域编辑 播报
572年的北齐区划
572年的北齐区划
北齐继承了东魏所控制的地盘，占有黄河下游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地区。同时与其并存的王朝有西魏、南梁、南陈等。 [27]
北齐天保三年（552年）以后，东逐契丹、西平山胡（属匈奴族）、北破柔然与库莫奚、南取淮南，将疆域延伸至长江边，北齐的国力达到鼎盛。
政治编辑 播报
统治黑暗
北齐在中国历史上以政治极端黑暗著称。鲜卑勋贵凶残腐败，搞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当时，战争频繁，社会矛盾复杂。 [28] 特别是后期统治者，自皇帝至各级官吏，多昏庸残暴，狗马鹰亦得加封官号，赋敛日重，徭役日繁，造成人力竭尽，府库空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表面化。
北齐的统治者们，除了高欢以外，没有人能活过四十岁。从暴政凶狠淫乱而言，素有禽兽王朝之称。其中北齐统治有一半的时间无法可依，全凭个人喜恶或当天的心情判案。大量派遣奴仆担任县长，而不是因为有能或有才。 [24] 而只有孝昭帝高演称得上是德才兼备，可惜他在位时间不长，因坠马事故重伤而死，在位仅两年，年仅27岁。
北齐政治深受北魏因素的影响。首先，北魏诡谲的宫廷政治几乎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了北齐。北齐后主的保姆陆令萱控制宫廷，继而控制皇帝，继而控制朝政的做法，与北魏的保太后几乎如出一辙。其次，北齐后主当政时期的辅政大臣胡长粲，冯子琮，元文遥，尉瑾等都出自于北魏的外戚，宗室和一等贵族家庭，经历了在东魏北齐初年的失落后，他们和陆令萱一样，不遗余力地攀登权力的阶梯，终于在北齐武成时期，受到重用。北齐的商人为了丰厚的报酬，也投资政治。这三种来源于北魏的旧势力对于北齐政权的建设并没有产生积极作用，相反不同程度侵蚀了北齐政权的基础，造成了众叛亲离的严重后果。 [36]
以军带政
北齐政权以军带政的特征十分明显。北齐设在并州（晋阳）之尚书省和邺京的遥遥相对。这种特殊行政体制的存在，是与北齐在邺京之外另有一个政治军事中心晋阳有关。并省与邺省在实际政务中的轻重，并非一成不变，是随政治情势的发展而定。晋阳地处军事要冲，且是高欢鲜卑六镇军户所在地，而邺省则似乎是汉族文士们的天下。这种差别反映了北齐统治者的胡汉并抚，以武立国以文治国同时并举的治国方针。 [34]
宗室阶层
宗室阶层，作为北齐统治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魏，北齐政治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宗室阶层身上集中体现了包括民族，阶级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是当时社会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阶层。东魏以及北齐初年继承了北魏后期的封爵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宗室阶层通过封爵基本确立了贵族地位，同时取得了仕宦资格。封爵制度带给宗室阶层成员的不仅是政治特权，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37]
北齐律
高洋一向喜怒无常，荒淫残暴，对于法律似乎兴趣很大，在他执政期间制定了著名的《北齐律》。 [10]
高洋的大哥高澄在东魏掌权时，曾经主持东魏法典《麟趾格》的修撰。高洋称帝后，认为《麟趾格》为“未精”，命令群臣讨论制定齐律。在编写齐律过程中，高洋重用了冀州封氏家族著名律学家封述以及崔暹、李洋、魏收等数人，让他们全面总结了汉魏以来历代王朝的立法经验，简化法典结构、提炼篇名，锐意创新，最后制定了《北齐律》12篇，949条。北齐律篇目依次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等篇。 [10]
《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实现了多个创新：首先是将法典结构科学化，将《刑名》和《法例》合并为《名例》，放在律典第一篇作为总则。其次是确立了“重罪十条”，成为后世“十恶”的起源；再次规范了刑罚，确定了死、流、徒、杖、鞭等五刑体系，细化了其中的执行标准。这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法典，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它吸收了前代的立法成就，是隋唐律典的蓝本。 [10]
这部由高洋主导制定的法典，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的一部法律，对后世中华法系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0]
学界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北齐律的立法水平远高于北周律，但对北齐、北周二律的社会效果却缺乏考虑。事实上，在反作用于社会的过程中，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法律产生的影响大不相同。《北齐律》在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立法影响深远。 [31]
东魏和齐初创之际，兵制继承北魏，兵民分离，鲜卑人为兵。在齐文宣帝时改革，军人出现汉人勇夫， [15] 但没有改变兵民、汉胡之分。 [16-17]
后在河清三年（564年），出现一种新的兵制， [18] 将当兵与种田结合起来，成为隋文帝改革府兵制的模板。
防御工程
参见：北齐长城
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洋，为了巩固北方边防和防御西部的北周而下令修建的。北齐长城主要修建了三段，共修筑了六次。北齐所筑长城规模之大，仅次于秦、汉长城。 [25]
天津蓟县“野长城”有一个烽火台样式很奇特，里面垒放的是岩石，外面则是青砖，内外两层不是一个朝代修建的，初步判定该烽火台为明代长城包裹原北齐古长城而建。北齐古长城。这段古长城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比蓟县黄崖关的明代长城早800多年，也是天津市内历史最久的长城。北齐古长城在蓟县境内全长达40余公里，全部随山就势，连绵起伏，陡峭险绝。当年建造时就地取材，用块石垒砌，中间不加浆灰，戚继光在原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再筑城砖、敌楼等建筑，形成了北齐与明长城共存的现象。因这些烽火台所处的位置非常险要，全部在悬崖峭壁之上，一般人很难攀登到此。已知的"混搭"烽火台共有5座。 [38]
经济编辑 播报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年间铸行“常平五铢”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年间铸行“常平五铢”
北齐最早脱离军镇制度，实现了兵农分离，而北周则比北齐晚了十年。北齐实行均田制，但实际执行情况很不好，士族地主占地广，并占有大量奴婢。577年北齐亡于北周时，北周得五十五州、一百六十二郡、三百八十五县、3302528户、20006886人 [11] ，学者考虑到逃避沉重赋役的人口而认为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人口峰值达2200多万，后因北齐后主的残暴统治及齐末战乱，齐亡时人口锐减回两千万。 [12]
北齐取消了受倍田的规定，不过一夫一妇的实际受田数仍相当于倍田，北魏对奴婢受田没有限制。北齐则按官品限制在300人至60人之间。另外还规定了赋税。
北齐时期还出现了“禁烧”保护草原和地表植被的规定。北齐天保九年（558年）春，皇帝高洋下诏规定：“限仲冬一月燎原，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 [13] 只能在仲冬（十一月）一个月内烧荒，其它季节一律禁止。
民族编辑 播报
北齐胡风很盛胡化回潮，是个顽固坚持民族压迫、鲜卑特权，以胡为主的国家。 [29]
北齐的统治者高氏从文化上讲是鲜卑人，以鲜卑语为国语，实行鲜卑人与汉人分离的统治政策，全国军队绝大多数是鲜卑人，鲜卑人在经济上明显要优于其他各族人，所以北齐政权是一个鲜卑族政权。所谓"鲜卑族政权"乃是指它是一个以鲜卑人的力量为基础建立并最终服务于鲜卑人的政权，而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广泛地用汉人和汉文化来维护和巩固它的统治。前人多认为东魏，北齐是一个鲜卑化或反汉化的政权，此说值得商榷，北齐对汉文化的接纳程度其实是相当高的。 [35]
社会编辑 播报
北齐皇室已非一夫一妻制，几乎不断上演夺妻通奸。
坟园墓地风水林是起源于我国早期殷周时期的“封树之制”。积土为坟，封也；种树以标其处，树也。西周初期的《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以其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
冢人是当时管理坟墓政令的官员，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国家对墓地植树规定得很具体。晋张华《博物志》云：“秦穆公时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 蝹 ，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冢皆植柏。墓植柏，自秦始也。”说明秦时墓地开始种植柏树。但是，在秦以前皆为王家所为。
西汉时期儒家强调等级礼仪，对墓地植树规定更为明确。《礼记》载：“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 “天子坟高三刃，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可见从西汉时期起，除皇家之外，显贵富豪、平民百姓，也均效仿，开始于祖宗坟地植树。《汉书•祭祀志》载：“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増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这些祖庙建筑开民间墓地园寝林木之端倪。反映东汉末年发生在安徽潜山县的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故事的长诗《孔雀东南飞》，诗中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诗句。
古代人为何于墓地植树，其原因之一是基于一定的风水观念，因为古代人认为“木之茂者，神所诜。”在墓地植树除作死者尊卑标志外，还基于祖先崇拜的原因。培植风水林自然成为子孙后代和皇亲们孝敬祖宗的具体行为，亦是死者亡灵得以安息、生人得庇佑的宗教活动的外延。
所以古代人们把祖宗坟墓置于具有良好风水环境景观的风水山上和风水林中加以保护，或在祖宗坟墓四周依方位种植树木，作为该家族的风水林或风水树，并把风水林木长势的好坏与家族命运好坏结合在一起，风水林（风水树）和祖宗崇拜融于一体，使其更具有神秘意义。
寺院风水林：寺院是我国古代人崇佛敬道和信奉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寺院风水林是在宗教和风水意识共同支配下营造和保存下来的寺院林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其产生之时，道教的所谓仙山和世外桃源与人间的名山秀水有广泛联系，把这些“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的山林川谷丘壑尊之为神，通过神的点化，进而坐化成仙，是道教徒的信仰和追求。道教徒们自然备加爱护这些覆盖川谷丘壑的林木，莳花植竹，以期达到出神入化的神仙境界。
佛教是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的外来宗教，出于教义僧徒们为效法佛祖、超脱红尘，潜心修持，达到“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涅槃境界，必须选择安静优雅的自然环境，以示不受凡尘干扰。如佛经《坐禅三昧经》云：“闲静修静志，结跏坐林间”。《禅秘要法经》亦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炼若处。”
可见，僧侶道徒们对林木都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借此创造出一种修持、静修的幽静环境。所以宗教意识中的林木培护一直为僧道徒们継承发扬，因而寺庙、宫观、古刹往往林木翳荟、乔树葱倩，更显得宗教胜地幽深、庄严肃穆。六朝以后，因受风水意识的影响，在寺院周围的林木就被僧道徒们冠以保护寺院“龙脉”安全的风水林和风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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