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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317年～420年），是由西晋皇族司马睿南迁后建立起来的王朝。此外，史书中又仿东汉称中汉，称东晋为中晋，寓以晋室中兴之意；又东晋统治地区大部分在江东，古称江左，因此以江左代指东晋。 [1]
东晋是门阀士族政治，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并存，这一历史时期又称东晋十六国。东晋时代，也曾经内部四分五裂。东晋与之前的孙吴以及其后的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
东晋曾多次试图北伐，但由于内部不团结，除了最后篡晋的刘裕取得一定成果外，其余都无建树。祖逖本有希望恢复旧土，但他被司马睿挟制，郁郁而终。桓温的北伐则先后被苻雄、慕容垂击败。太元八年（383年），前秦天王苻坚率兵南侵，东晋宰相谢安力主抗击，派谢石、谢玄率军，在淝水之战大获全胜，苻坚只身逃回北方，南北分立之势从此而成。后有桓玄叛乱，废安帝，自立为天子，后为大将刘裕所平，拥恭帝，然大权落裕。
元熙二年（420年），宋公刘裕废除晋恭帝，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政权形式的时间实际是在311年，当时西晋处于崩溃边缘，但没有明确灭亡。东晋建立的时间一般被视为司马睿称帝的时间，东晋政权维持了长期的偏安统治， 疆域大体上局限于淮河、长江流域以南。相应地，北方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先后出现了16个“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 [18] 的国，故将该时期泛称为十六国或者五胡十六国，而与东晋合称即所谓东晋十六国。 [19]
历史编辑 播报
衣冠南渡
参见：八王之乱、五马渡江
江左王马两轮日－晋中宗元帝司马睿
江左王马两轮日－晋中宗元帝司马睿
晋元帝司马睿原属于东海王越一党，镇下邳。当时江东少受中原战乱影响且财富充裕，但由于吴人不得志于晋室，甚至有意光复吴国。吴姓世族以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并为江东二豪，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
太安二年（303年）、永兴二年（305年）及永嘉四年（310年）间江南发生三次叛乱，皆由义兴周氏的周玘所平定，使江南得以稳定，史称三定江南。
永嘉元年（307年）八王之乱后，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迁镇到建康。南迁后王导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2] 政策稳定政权，他藉由当地名士顾荣、贺偱为引，进而获得吴姓世族的拥护。而后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在王导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使得江南诸州次第归附，东晋得以偏安。
建兴五年（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但晋廷稳定后大量引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压抑吴姓世族。使周玘等吴姓世族不满，有意叛变，但事洩未果，周玘忧郁而死。其子周勰继之，意图叛变，其叔周札洩密而未果。而后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并将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递升。然而，由于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并打压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侨吴世族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冲突仍在。加上世族对寒族歧视、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东晋一朝始终动荡不安。
因为北方外患威胁仍在，东晋朝廷赖世族及方镇的支持以稳定局势，这使得不少实力派世族意图叛变，夺取政权。当时晋元帝倚重王氏，任王导丞相、王敦专政军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 [3] 。王敦素来桀傲，有意控制朝廷，晋元帝为了抑制王氏权势，以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牵制，并防御京师。王敦万份怨恨，于322年发兵，攻陷建康。刁协等人被杀，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备受恐惧，忧愤而死，太子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当时王敦欲篡位，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县），但于324年病危。晋明帝下令讨伐，平乱成功，由于王导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晋室重用。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去世，太子衍继立，是为晋成帝。由王导及外戚庾亮辅政。当时军事重镇分由陶侃镇守荆襄地区及由苏峻及祖约等镇守淮南地区。陶侃怀疑因为庾亮的干预，使得未能辅政而感到不满。庾亮为了提防陶侃，任温峤镇守武昌。由于苏峻及祖约对庾亮巩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满，于327年反叛。次年苏祖联军攻陷京师，胁持晋成帝，庾亮逃至寻阳（今九江市），史称苏峻之乱。此时陶侃观望，经温峤力劝之下决定讨伐苏峻。苏峻迎战阵亡，329年陶温联军收复京师，平乱成功。事后庾亮请罪，外调镇芜湖，朝廷由王导执政。
咸和九年（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遥控朝廷，与王导交恶。
咸康五年（339年）后王导与庾亮先后去世，由庾翼执政，掌握荆州军权。
永和二年（346年），东晋安西将军桓温伐蜀，次年3月克成都，控制汉水上游和四川盆地的成汉政权灭亡。至此，东晋统一了南方，与后赵隔秦岭淮河对峙。
东晋本身并没有强大的实力，主要是凭着长江天险，偏安江南；及依靠丞相王导号召南迁避难的中原士族。王导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并联合南方大族，取得他们的支持。不过，南北大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内乱频生，导致东晋政权并不稳定。 [4]
偏安南方
自晋怀帝从祖弟琅琊王司马睿迁镇建康后起，王氏—司马睿政治集团开始对中原播乱的京都洛阳及长安流亡政权作壁上观，表现出极度消极的小富即安的心理。曾参与、目睹八王之乱权利分配的王马集团，多少延续着各王角逐权利的争斗，实际上深受原东海王势力影响的司马睿也不可能会祛除司马氏唯权是图、不顾手足的阴暗心理，以此主观上了决定琅琊王勤王中原、关中的虚伪性。司马氏、王氏尚未立威信原东吴士族，客观上决定该集团也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发兵中原与匈奴汉军交战，何况有冒险之虞，所以表现为偷安于江东。
陆机
陆机
南方地势险要，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十分易于防守，有战略的优势。自淝水之战胜利后，南北的局势稳定，南北疆界大致以长江为分界线。南方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商贸频繁，商品经济发达，有利于增加国库的收入。
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习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中国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习惯的多民族国家。 [5]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云：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6]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强族周玘，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伧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6]
东晋三朝元老-王导
东晋三朝元老-王导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西周初期的《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以其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
冢人是当时管理坟墓政令的官员，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国家对墓地植树规定得很具体。晋张华《博物志》云：“秦穆公时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 蝹 ，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冢皆植柏。墓植柏，自秦始也。”说明秦时墓地开始种植柏树。但是，在秦以前皆为王家所为。
西汉时期儒家强调等级礼仪，对墓地植树规定更为明确。《礼记》载：“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 “天子坟高三刃，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可见从西汉时期起，除皇家之外，显贵富豪、平民百姓，也均效仿，开始于祖宗坟地植树。《汉书•祭祀志》载：“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増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这些祖庙建筑开民间墓地园寝林木之端倪。反映东汉末年发生在安徽潜山县的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故事的长诗《孔雀东南飞》，诗中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诗句。
古代人为何于墓地植树，其原因之一是基于一定的风水观念，因为古代人认为“木之茂者，神所诜。”在墓地植树除作死者尊卑标志外，还基于祖先崇拜的原因。培植风水林自然成为子孙后代和皇亲们孝敬祖宗的具体行为，亦是死者亡灵得以安息、生人得庇佑的宗教活动的外延。
所以古代人们把祖宗坟墓置于具有良好风水环境景观的风水山上和风水林中加以保护，或在祖宗坟墓四周依方位种植树木，作为该家族的风水林或风水树，并把风水林木长势的好坏与家族命运好坏结合在一起，风水林（风水树）和祖宗崇拜融于一体，使其更具有神秘意义。
寺院风水林：寺院是我国古代人崇佛敬道和信奉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寺院风水林是在宗教和风水意识共同支配下营造和保存下来的寺院林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其产生之时，道教的所谓仙山和世外桃源与人间的名山秀水有广泛联系，把这些“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的山林川谷丘壑尊之为神，通过神的点化，进而坐化成仙，是道教徒的信仰和追求。道教徒们自然备加爱护这些覆盖川谷丘壑的林木，莳花植竹，以期达到出神入化的神仙境界。
佛教是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的外来宗教，出于教义僧徒们为效法佛祖、超脱红尘，潜心修持，达到“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涅槃境界，必须选择安静优雅的自然环境，以示不受凡尘干扰。如佛经《坐禅三昧经》云：“闲静修静志，结跏坐林间”。《禅秘要法经》亦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炼若处。”
可见，僧侶道徒们对林木都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借此创造出一种修持、静修的幽静环境。所以宗教意识中的林木培护一直为僧道徒们継承发扬，因而寺庙、宫观、古刹往往林木翳荟、乔树葱倩，更显得宗教胜地幽深、庄严肃穆。六朝以后，因受风水意识的影响，在寺院周围的林木就被僧道徒们冠以保护寺院“龙脉”安全的风水林和风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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