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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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23]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24]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25]
个人作品编辑 播报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26]
作品书法
作品书法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27]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27]
诗歌理论
《琵琶行图》
《琵琶行图》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28]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书中涉及领域较广，礼乐射御书数皆有详述，也多次对祭祀活动进行描写。通过这些情节描写，我们得以了解作者所在时代的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如若去糟粕，存精华，仍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祭祀形式清雅别致
《红楼梦》中提到了芒种节，即饯花神节。芒种过后，便是夏日，众花凋谢，花神退位，人们摆设各色礼物，为花神饯行。这样的祭祀节日，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亲近和敬畏之心。书中人物林黛玉将落花装入绢袋，拿土掩埋，这样的一个细节描写，更是让祭祀活动显得清雅别致。这些富含雅趣的祭祀节日和祭祀形式对今天祭祀活动和礼仪安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祭祀时机相对“错时”
《红楼梦》中多有提及“四时之祭”，既《礼记·祭统》中记载：“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如书中第五十三回，贾珍因问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此处便提及“春祭”。如书中第六十四回中，描写贾宝玉的心理活动“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祭奠，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随后，书中描写因正值中元节前后，祭祀的气氛触动了林黛玉，于是，林黛玉以瓜果、焚香、诗稿祭奠了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五位女子。
近数十年来，全国推进殡葬改革，倡导绿色环保、文明的祭祀新风，鼓励人们避开清明高峰期进行落葬、祭扫，提倡居家祭扫。这些殡葬文明倡导举措，有着对历史、对传统的尊重和传承。
殡葬理念绿色环保
书中人物贾宝玉对祭祀有着超出世人的见解。如书中第五十八回，芳官烧纸钱祭祀死去的药官，贾宝玉劝芳官，以后断不可烧纸钱，只需逢时过节，诚虔焚香祷告即可。甚至不用香，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只要心诚意洁，一盏水，一些花，鲜果菜肴都可以。对贾宝玉这番话的描写，指的是祭扫的本质远大于祭扫的形式，这正是现代殡葬理念的一个重要核心思想。
书中描写贾宝玉在悼念故人时，也是不拘成俗的。如第七十八回，在晴雯离世后，贾宝玉撰写了一篇《芙蓉女儿誄》，备四样晴雯生前所喜之物，于月夜下，至芙蓉花前，以群花之蕊、冰鲛之觳、沁芳之泉、枫露之茗泣涕念文悼念。这与我国殡葬改革所提倡的绿色环保、错时祭扫有着相通之处。书中的这些关于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情节的描述，让人不得不惊叹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对封建旧俗质疑的勇气。
“殡葬”是关乎民生对问题，我们要认清祭扫的本质，选择更健康、文明、环保的祭葬形式，还归土地于自然，行明智之举，存千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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